宰相，百官之首，国君之下的最高官职。
华夏历史五千年，同一官职的称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，有不同的叫法，比如对天子的称呼，夏、商、周称“后”称“王”称“天子”，秦始皇之后称皇帝，宋朝称官家，匈奴称“单于”，乌孙称“昆莫”，吐蕃称“赞普”，鲜卑、柔然、突厥、回纥、契丹、蒙古等称“可汗”。
天子的称呼虽然不同，但换汤不换药，都是指同一个人。
宰相虽然亦如此，但不同历史时期，无论是权利还是地位都有很大不同。
宰相的称呼最早见于战国《韩非子·显学篇》：“故明主之吏，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伍。”
其实，宰相这一职位起源要更早，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，它最开始不但实权极重，而且世袭，君主不能随意更换。不过这时它不叫宰相，而是被称作“巫史”。
根据唐代李贤的注解，巫者，女巫也；史者，祝史也，也就是说巫史的职责就是占天卜地、祭祀鬼神、观天文、测地象、记史传文。
貌似职权不重，但要知道在殷商时代，特别崇拜鬼神，盛行祭祀，国家大事小情都由占卜结果而定。所以当时巫史一言一行代表的就是天意，垄断神坛不说，还把持了政坛，甚至有权训御君王。
西周建立之后，周公定官制，“巫史”被一分为二，卿士管行政，太史管神事，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神权与政权分立。
当时执政的卿被称做“政卿”或“正卿”，是“卿士”之首，相当于宰相，它由周天子任命，并世代相袭。
春秋以后，王室衰微，一些诸侯为了抑制贵族擅权，开始起用一些有才能的家臣来协助管理国事，这些临时设置的协助君主处理国家大事的家臣称“相”，总理王家事务的家臣称“宰”。
也就是说，宰相一职是从国君的家臣发展起来的。宰原意是君主的总管家，相是辅助的意思，用家臣的头目来管理国事，这就是宰相的实质。
管仲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宰相，齐桓公以他为相，六合诸侯，成就霸业，此后各诸侯有样学样陆续设置相职，比如楚国设“令尹”，宋国设“大尹”，吴国设“太宰”，秦国设“相”等，虽然名称各一，但他们的实际职能都是一国之宰辅，担任君王顾问，参与重大决策，协助管理军政，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。
秦统一后，宰相之职称作“丞相”，两汉承秦制，亦称“丞相”。
不过两汉时期出现了另一个庞然大物——尚书令，实权重于丞相，甚至在东汉时曾短暂取代了丞相一职，成为百官之首。
尚书令一职，始于秦朝，西汉初年，仍是少府（管理皇室私财和生活事务的内廷机构）的属官——尚书台长官，掌收发诏命章奏，在职位品级权利上，无法与丞相相提并论。
但是，到汉武帝时期，为了削弱相权，开始不断强化尚书令的权力。他起用了一批儒生当丞相，处理日常行政事务，而政务中心则转到了内廷。也即在这一历史时期，宰相的职权逐渐转移到了尚书台长官的手中，尚书令变得职轻而权重。
不过由于是内廷职务，尚未完全脱离少府序列，尚书令的品级不高。如有宦官担任则称中书令，比如司马迁受腐刑后担任的第一个职位就是中书令。但是如果由外廷重臣兼任，则以“领尚书事（录尚书事）为名掌实权”，位同宰相。
到了东汉时，政务均归尚书台，尚书令在制度上属于少府，实际直接对皇帝负责，总揽事权，权利已经超过了丞相。到了汉哀帝时，改丞相为大司徒，尚书令成为实际上的宰相。
汉献帝时，权臣董卓、曹操恢复丞相之职，并由他们自任此职，实权在皇帝之上。
魏晋以后，尚书台从内廷独立出来，成为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关。尚书台的长官、副长官都是宰相之职。
但是，自从尚书台由内廷文书机关变为外廷行政机构以后，晋武帝又另设中书省为文书处理机关，其长官为中书令，也是宰相之职，时有“凤凰池”和“凤池”之称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宰相之职，分属尚书省、中书省、门下省（长官为侍中），所以三省的长官并称宰相。
隋唐两代，宰相名称又有所改变。中书令隋代称内史令、内书令，唐代称右相、凤阁令、紫微令。侍中隋代称纳言、侍内，唐代称左相，侍中。尚书令则因李世民为秦王时曾任此职，后来不置，所以唐代尚书省的长官只有两个副职——左右仆射。
唐代以中书令为长官，任首席宰相，以侍中为副宰相，中书省副长官中书侍郎，以及左右仆射均为固定的宰相编制。不过注意一点，中书令不设时，中书侍郎即为首席宰相。
到了北宋时另设中书内省于禁中，称“政事堂”或“中书门下”，其首席长官称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，为宰相正式官名，其副职参知政事，为副宰相。
另外，宋代的最高军事机关为枢密院，其长官枢密使、副使与宰相一起合称“宰执”。
元朝也是以中书省为政务中枢，主官中书令常由皇太子兼领，下为左右丞相，再下为平章政事，副职为左右丞及参知政事。
大家可能看的一头雾水，所以在这里有必要汇总一下：
汉武帝之前没什么好说的，宰相的名称虽然多变，但都是百官第一人；汉武帝后，尚书令开始登上历史舞台，西汉后期位同宰相，东汉时，实权大于宰相；魏晋隋唐宋元则比较麻烦，汇总来说，尚书省、中书省、门下省三省的长官都称宰相，只不过地位略有高低。
按照官方的说法，三省的排序是中书＞门下＞尚书，这也是按照离皇帝远近的排序。但实际权利却是正好反了过来。
原因也很简单，尚书省才是具体的执行机构（下辖尚书六部），中书省只是皇帝的参谋，上传下达，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，门下省则是两者之间的门廊。以汉族人的观念论，尚书省是具体执行机构，当然权力最大；中书省只是个办公厅（虽然是皇帝的）；门下省掌握两者之间的公文往来，有实实在在的封驳权，自然权力也比办公厅大。
这样理解是不是简单多了？
到了明洪武时期，朱元璋废丞相，罢中书省，亲自掌管六部，兼职宰相，承袭近两千年的宰相制度就此寿终正寝。
但是到了永乐年间，朱棣又令解缙、胡广、杨荣等入值文渊阁，参预机务，位同尚书省的内阁应运而生。
内阁一开始权利并不大，只能算是皇帝的顾问，但是仁宗时，三杨入阁，内阁权力开始加重，嘉靖时，又将内阁大学士的朝位班次，列在六部尚书之前，地位更见提高。
但是终明之一朝，大多数时候内阁大学士既无宰相之名，也无宰相之权，更非百官之首，其品级仅为正五品，以至于内阁大学士要兼任其他高品级的职位，或者虚衔，才能稍微接近于相权。比如，仁宣年间的三杨虽然名声很响，但真正说一不二的还得是史称“蹇夏当朝”的吏部尚书蹇义和户部尚书夏元吉。
而张居正之所以能发出那句豪言：“吾非相，乃摄也”，也只是因为他不仅是内阁首辅，更重要的是兼任了吏部尚书，同时取消了司礼监的批红，控制了后宫，这才是他“独相十年”的真正原因。
而随着张居正死后被万历清算，后来的历任内阁首辅就再也不敢玩这么大了，内阁首辅和吏部尚书再次一分为二，首辅等同于宰相的辉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清初仿明制。实际任宰相职务的，是康熙时的“南书房行走”，雍正以后的“军机大臣”。
但两者不要说与秦汉时的丞相，隋唐时的中书令，就是与明朝的内阁相比，无论是权利还是地位都是大大不如的。
康熙设立南书房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弱化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，夺回皇帝说一不二的权利，入值者除了秉承皇帝意旨起草诏令以外，还要陪伴皇帝赋诗撰文，写字作画，“择词臣才品兼优者”，南书房也因此被清代士人视为清要之地，进身之阶。
而军机处则更加不堪，明朝内阁之所以敢跟皇帝叫板，其实与权利地位并没有太大关系，主要还是因为其构成都是寒窗苦读来的文人士大夫，他们自小读圣贤书，满脑子都是“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美好画面，在他们心中，被皇帝免官罢职不要紧，打一顿廷仗也无妨，因为这是直言敢谏，士民典范，甚至打得越狠，口碑越好，越光宗耀祖。
即使南书房大部分是词臣，但也是读书人，偶尔犯颜直谏一下也能做到。
但军机处就不一样了，绝大多数都是八旗子弟，说到底，都是爱新觉罗家的家臣，给他一万个胆子他也不敢跟主子爷抬杠，于是军机处在执行力度方面可谓无可挑剔，但却让能与皇帝打擂台的相权彻底荡然无存了。
另外，宰相的地位也是随着皇权的不断加深而逐渐降级的。
从汉至唐，皇帝待宰相之礼，那是相当恭敬的，隋唐以前，古人都是席地而坐，所以大臣上朝都可以坐着，而宰相更是能与君王对坐而不“失礼”，唐朝中期，随着“胡床”的传入，重臣与皇帝议事，往往都可以坐着，宰相更是在皇帝书房有“专座”。
而到了宋太祖赵匡胤时废“坐论”之礼，使宰相地位大降。
据载，北宋初年还是遵循旧例，宰相范质等重臣依然是坐在朝堂上与皇帝商讨朝政。但是有一次范质有事要向皇帝汇报，赵匡胤表示自己耳朵不太好，让他把奏疏放到御案上自己看，然后偷偷命人将范质的座椅给撤掉了，范质也相当会来事，也不声张，就这么一直站到了退朝。
结果，等到范质走后，赵匡胤感觉不设凳子更好，既能突出自己的至尊地位，还能分散臣子的精力，免得和自己打嘴仗，提高了办事效率。于是第二天议事的时候，就干脆不给众臣设座位了，宰相一级的重臣从此之后上朝也只能站着。
赵匡胤原本一个无心之举，却改变了千年来“君相制衡”的良好局面，甚至到了清朝，“宰相”有时都要跪着讨论国事，一国之相彻底沦为了皇帝家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