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董纳 刘君玮
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，蛇以多样化的形象存在。女娲与伏羲是半人半蛇的形象，是蛇图腾崇拜的人格化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伏羲女娲绢画系1963年4月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，一般认为伏羲所执矩象征地，女娲所执规象征天，用以配合画面上的日月星辰。
蛇，作为一种古老而神秘的生物，在人类文明的浩瀚长河中蜿蜒前行，以丰富多样的形象活跃于不同时期的典籍之中。从神话传说，到宗教经典，再到充满奇幻色彩的志怪小说，蛇的形象始终随着时代的变迁、文化的流传以及人类认知的不断发展而持续变化。
《山海经》里的蛇：图腾崇拜与神秘象征
在远古时代，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极为有限。面对蛇类独特的外形、强大的生存能力以及神秘莫测的行为方式，人们内心深处萌生出强烈的敬畏与崇拜之情，蛇也因此成为众多氏族、部落尊崇的图腾。据相关研究表明，《山海经》记载中国古代有58个信奉图腾的部落，其中8个以蛇为图腾。这些部落将蛇视为保护神与祖先的象征，深信蛇具备神秘的力量，能够庇佑部落的繁荣昌盛与繁衍不息。
《山海经》中记载，上古神祇多为人首蛇身之态，最为著名的当属女娲，传说女娲人首蛇身，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中：“有神十人，名曰女娲之肠，化为神，处栗广之野，横道而处。”郭璞注：“女娲，古神女之帝者，人面蛇身，一日中七十变，其腹化为此神。”据《帝王世纪》记载，其配偶伏羲同样是人首蛇身。除女娲、伏羲外，我们熟知的水神共工及其臣相繇（相柳）也为蛇身，《海外北经》：“禹杀相柳”处郭璞注：“共工，人面，蛇身，朱发。”《大荒北经》有：“共工臣名曰相繇，九首蛇身，自环，食于九土。”上古山神烛阴也为蛇身，《海外北经》有“钟山之神，名曰烛阴，视为昼，瞑为夜，吹为冬，呼为夏……其为物，人面，蛇身，赤色，居钟山下。”
除此之外，一些不知名的山神也多为蛇身。《北山经》记载“凡北山经之首，自单狐之山至于缇山……其神皆人面蛇身。”《大荒北经》：“赤水之北，有章尾山。有神，人面蛇身而赤。”《海内经》：“又有朱卷之国。……有神焉，人首蛇身，长如辕，左右有首，衣紫衣，冠旃冠，名曰延维。”
一些上古神灵即便自身没有蛇的特质，也多有“珥蛇”“践蛇”“操蛇”或“衔蛇”的特点，如：《大荒东经》中，“东海之渚中,有神,人面鸟身,珥两黄蛇,践两黄蛇,名曰禺。”《大荒南经》：“南海渚中,有神,人面,珥两青蛇,践两赤蛇,曰不廷胡余。”《大荒北经》：“有人珥两黄蛇,把两黄蛇,名曰夸父。”《中山经》：“神于儿居之,其状人身而身操两蛇,常游于江渊,出入有光。”《大荒北经》：“又有神衔蛇操蛇,其状虎首人身,四蹄长肘,名曰强良。”“珥蛇”即耳上挂蛇，“践蛇”则是脚下踩着蛇，“操蛇”为手中持蛇，“衔蛇”为口中咬着蛇。蛇与古巫紧密相连，据学者研究，《山海经》中的“珥蛇”“践蛇”等，是各地巫师匠以蛇为媒介，企图获得神秘的力量，达到通灵的效果。
《山海经》中蛇的形象充分体现出当时人们对蛇的高度尊崇，将其与创世、自然力量紧密相连，蛇成为沟通天地、承载人类原始信仰的关键符号。这主要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依赖。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情况下，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充满了未知与危险。蛇的生存能力以及冬眠后复苏、蜕皮重生等独特习性，使人类认为它拥有超越自然的神奇力量。
佛典里的蛇：欲望与烦恼的譬喻
在佛典的诸多记载与阐释里，蛇常以负面形象出现，与豺狼虎豹等一同被列为恶兽，被视作嗔恚、欲望等障碍的典型象征。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》云：“如大黑蛇有五过患，云何为五：一者多嗔，二者多恨，三者作恶，四者无恩，五者利毒。”
佛典常以蛇喻嗔恚，把蛇当作心理活动“嗔”的具象，如《福盖正行所集经》云：“具净智眼灭诸痴暗、息贪爱心、降嗔毒蛇、断诸邪见、摧我慢山。”《法华义疏》记载：“重嗔如蚖蛇蝮蝎，轻嗔如蜈蚣蚰蜒。”《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经般若波罗蜜多理趣释》：“于四内外隅，各安四内外供养……南门画蛇形，表嗔。”佛典中，还有世人因嗔心重，转世为蛇的论述，《法苑珠林》云：“嗔恚盛，故生于螈蝮蛇蝎中。”“嗔恚”为佛教用语，指的是人类内心深处愤怒、怨恨等一系列负面情绪，而这些情绪的特质，恰似毒蛇的毒牙与毒液，具有强烈的攻击性与伤害性。
佛教认为，诸多烦恼和障碍是因为多欲，蛇因此也作为欲望的譬喻出现在佛典中。《大庄严论经》记载，佛与阿难在旷野中见到了宝藏，佛说财宝“是大毒蛇。”《龙树五明论》说：“若作像等，有作人其欲多得，即现世得大蛇身，六根皆悉不具足，常常苦恼又至死。”即人若多欲，则会变成大蛇，在苦恼中不得解脱。
佛典中的蛇多以负面形象出现，这是因为蛇的外形让人感到恐惧，其行动诡秘，且具有攻击性和毒性，容易让人联想到生活中的邪恶力量和潜在危险，佛教以此警示人们要远离邪恶，保持内心的纯净和善良。
古代志怪小说中的蛇：形象多元化的发展
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，人们对自然的认知逐步深入，加之佛教和道教的兴盛，魏晋及之后的志怪小说中蛇的形象变得多元，可以是长寿和权利的象征，也可以是凶恶的具象。
志怪小说中的蛇，一方面，承接中国上古蛇神的形象，如《神异经》中有对上古神共工的形象有了更细致的描述：“西北荒有人焉，人面朱发，蛇身人手足，而食五谷禽兽。贪恶愚顽，名曰共工。”另一方面，蛇也逐渐走下神坛，开始从高高在上的神灵逐渐向具有威胁性的“兽”转变。这一时期的《博物志》《搜神记》等志怪小说，记载了大量蛇威胁人类生产生活的故事。例如，《搜神记》中“女嫁蛇”的故事中，一个士族人家的女儿出嫁，发现夫家是一条大蛇。女子悲伤不已。“李寄斩蛇”的故事，则讲述了大蛇为祸一方，每年需吞食童女，李寄挺身而出，斩杀大蛇的英勇事迹。除此，《新书·春秋》中记载了“晋文公天诛蛇”的故事，《世说新语·自新》有“周处斩蛟”的故事，这类斩蛇的故事在志怪小说中并不少见，在这些故事中，蛇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，而是沦为人类需要战胜的对象，充分展现出其“兽性”“妖性”的一面。
随着城市经济蓬勃发展，市民阶层崛起，文学作品愈发贴近市民生活，反映市民的情感与诉求。蛇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进一步演变，从“兽”“妖”逐渐“人化”，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人性特征，如《搜神后记》记载了“蛟子”的故事，长沙一女子生下三个蛟子，暴雨时，三蛟子离去。天要下雨时，它们就会回来，与母亲相互遥望。女子去世后，三蛟子来到她墓前痛哭。到了明清时期，蛇妖形象更加丰满立体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《警世通言》中的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》。白娘子不再是单纯的妖物，她温柔美丽、知书达理，与许仙之间的爱情故事感天动地。她追求爱情、反抗封建礼教的形象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范例。
蛇形象的演变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思想变化息息相关。从《山海经》中神秘莫测、与神祇相关联的奇异蛇类，到佛典里象征着执念与欲望的隐喻之蛇，再到志怪小说中亦正亦邪、充满奇幻色彩的蛇精蛇怪，这些典籍中的蛇形象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古人的精神寄托。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，随着时间的洪流，为我们展现了不同时代的思想观念、信仰体系以及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想象。这些丰富多样的蛇形象，也将继续在文化传承的长河中熠熠生辉，激励着后世不断探索古代典籍的奥秘，挖掘其中无尽的文化宝藏，让古老的智慧在新时代绽放出别样的光彩。
（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、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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